[转载]儒家精髓《论语》及译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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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
“五四”运动以后，《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尔后虽有新儒学的研究与萌生，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国并未形成新的气候。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不能不使人们重新选择新生的思想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
然而，严峻的事实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特别是当它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的民族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反思，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这使我想到人类的共性与个性，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民族文化的辩证否定本性。同时，也使我感到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价值之所在。
事实上，当我们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确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并用它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的精华，《论语》便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认，《论语》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极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即使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中，《论语》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对此，我想就《论语》中有关的思想价值谈谈个人的几点看法。
一、《论语》书中的“鬼神”思想
鬼神思想是人类对自然现象神秘恐惧心理的表现，也是人类对人生命运的一种虚幻寄托。就是在科学发展的今天，当代人的鬼神思想也时有所现，甚至人造神的现象也屡有发生。那么，鬼神现象是否存在？科学的结论是否定的。那么当代人为什么还有鬼神观念，甚至有的人深信不疑呢？这是社会存在与人心理的复杂性以及人的素质的缺陷性所致。然而作为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在巫鬼势力旺盛、自然科学极不发达的时代，孔子是怎样看待鬼神的呢？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主张“敬鬼神而远之”（《雍也》）。表明孔子对鬼神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鬼神是否存在，孔子并未多加评说，也不反对别人对鬼神的信奉，而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同时，孔子平时也不谈论怪异、暴力、叛乱、鬼神，他认为这些都是对人无益的事情。有一次，孔子生病，子路请求代老师祷告。孔子说：“有这回事吗？”子路回答道：“有的。《诔》文上说：‘为你向天神地祗祷告’。”孔子说：“如果是这样，我早就祷告过了，可为什么还会生病？”还有一次，季路请教怎样事奉鬼神，孔子说：“活人我还不能事奉，怎么能去事奉鬼神？”孔子虽然不反对别人信奉鬼神，但作为他自己对鬼神是抱有怀疑态度的，虽然他不能证明鬼神是否存在，但他自己是不相信鬼神的。这说明孔子已具有无神论的思想萌芽，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这作为孔子的世界观，对其思想具有重要影响。
二、关于如何做人的思想及其价值
《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借鉴意义。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视“仁德”。这是孔子在做人问题上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还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力量。
那么怎样才能算仁呢？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只有克制自己，让言行符合礼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可见“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当然孔子还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这就是“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即刚强、果断、质朴、语言谦虚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时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阳货》）。即恭谨、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他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孔子说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当然，在孔子看来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即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同时也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视修养的全面发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强调从自身出发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孔子强调做人还要重视全面发展。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即：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籍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做人要全面发展呢？这里体现了孔子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以及个人修养的相互制约作用，他说：“举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即：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们事业的成功。所以，对于个人修养来说，全面发展显得极为重要。
三、关于君子人格的塑造
《论语》许多篇幅谈及君子，但这里的君子是一个广义概念，重在强调一种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个不同于平凡的人。为实现这一目的，《论语》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具备多种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样，而应“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也就是说，君子应以道义作为做人的根本，按礼仪来实行，用谦逊来表达它，用忠诚来完成它，否则就谈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视自我修养。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在孔子看来，作为君子就必须重视仁德修养，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离开仁德。同时曾子认为，君子重视仁德修养还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规范：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二是“正颜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说，君子要严肃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脸色，注意自己的言辞。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对你尊敬，信任，温和。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泰而不骄”（《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即作为君子应心境安宁而不傲慢，态度庄重而不与人争吵，能合群而不结党营私；君子要重视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多做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君子的修养。
其三，君子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孔子认为，君子除了自我修养，还要重视用“戒、畏、思”几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君子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要随时注意戒除个人的欲念；二是处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无忌惮；三是认真处理，随时严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差别还在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也就是说，作为君子只有重视道义，追求道义，才能与小人区别，才能真正体现君子的精神。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即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四、关于学习的态度、方法和目的
《论语》中关于学习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鉴。这些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关于学习的态度。孔子认为，追求学问首先在于爱学、乐学，这是关键。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即真正爱好它的人，为它而快乐的人才能真正学好它。孔子赞扬的颜渊就有这种发愤好学的乐观精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其次，要“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述而》）即学习要有踏踏实实的精神，默默地记住学到的知识，努力学习而不满足。第三，专心致志，知难而进。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读书的人要立志于追求道义、真理，要专心致志，不要为 世俗所累。同时，他还认为追求学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敢于知难而进，“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针对冉求在学习问题上认为自己能力不够的思想，孔子认为所谓能力不够的人，是走在中途就停止下来，你现在以能力不够划地自限，实际上是没有坚持到底的缘故。在这里孔子勉励冉求要知难而进，只有这样才能得道。事实上孔子自己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述而》）。第四，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这说明学无常师，作为人应随时随地注意向他人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孔子提倡和赞扬“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体现了孔子严谨的治学态度。
其二，关于学习的方法。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谈中多处提及学习方法问题，最著名的莫过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与此同时，孔子还特别强调学思结合，勇于实践。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只读书而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惑，只是空想而不读书就会精神疲殆。要求人们把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另外，孔子还非常重视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对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其三，关于学习的内容。孔子主张学习要博，要广，不能偏颇、单一。他提出要用四种东西作为自己的学习纲要，这就是“文，行，忠，信”（《述而》）。即文化知识，品德修养，忠诚笃厚，坚守信约。这四项内容对于自己和别人都具有重要意义。孔子在重视博学的同时，也强调学习要抓根本的东西，孔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这里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说明自己的“多学”是相对的，在多学的基础上，我是用一个道理来贯穿自己的学说的，这个道理就是学习的根本，学习重在抓住根本。这里孔子间接地说明了博与精的关系，值得借鉴。
其四，关于学习的目的。孔子认为，学习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但重点在于“学以致用”。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也就是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成；派他出使到外国，又不能独立作主应对；这样，虽然书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也就是说，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正义的事不能去做，有错误不能改正，也就是理论和实际不能结合，这才是我们忧虑的。由此可见，读书的目的，不在于死记书本，而在于应用，在于实践，在于“举一反三”地灵活运用知识。关于这一思想，在孔子的学生子夏的思想中也表现出来。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路》）也就是说当官时有余力就应该学习，学习后有余力就可以做官。这一思想实质上也体现了学与用的关系，要想当好官必须学习，学习的目的应是更好地当官，体现了学习与应用的关系，也体现了孔子办私学的目的，即通过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让他们直接登上政治舞台或作教师培养政治人才，当然在孔子看来，学习的目的也在于对道义、真理的追求，“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五、《论语》书中的教育思想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在教育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经验，《论语》一书对此有较多的概括。
其一，关于教育指导思想。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即受教育者不应分贵贱、贤愚，应该机会均等。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级界限，扩大了教育对象，使教育扩及于广大平民，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其二，关于教育的基本方法。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以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为贯彻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了解，诸如“由也果”、“赐也达 ”、“求也艺”（《雍也》），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办事畏怯，所以要鼓励他；子路胆大过人，自以为是，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孔子还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不要求学生死读书，而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子夏谈诗“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从而体会到“礼”应该以忠信仁义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称赞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信《诗》已矣。”（《八佾》）能启发我的人是子夏啊！现在我可以与你谈论《诗经》了。颜渊听老师讲学后“亦足以发”（《为政》），子贡也说他“闻一以知十”（《公冶长》），所以孔子特别称赞颜渊的聪明好学。这正是启发诱导式教育的必然结果。孔子特别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时，我不去启发他，不到他想讲而讲不明白时，我不去开导他。例举一个道理而他不能类推出三个道理，我就不再教诲他了。孔子还强调在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必须注意循序渐进，即：“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循循善诱启发教育的写照，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三，关于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贵族学校所用的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由此可见，孔子是以诗、书、礼、乐为普通教材教育学生的。至于“易、春秋”只是在孔子的晚年才进行研究并付诸教学的内容，所以孔子说：“五十以学《易》”（《述而》）。也可能因为《易》、《春秋》是比较精深的学科，只有少数高材生才能学习，所以说“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那么，在这些教学内容中孔子最为重视的是什么呢？从《论语》的许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诗》、《礼》是孔子教学的主要课程。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又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这些思想说明，孔子不仅重视《诗》《礼》的教育，而且重视这些内容的总结挖掘与研究，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四，关于教育的培养目标。在孔子看来，进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其重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以为当时的社会服务，这就是他著名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子张》）。正因如此，当季康子问他的弟子仲由、子贡、冉求能否“从政”的时候，孔子满口答应可以“从政”（《雍也》）。事实上，在孔子七十有二的得意门生中，从政者为数不少，孔子自身也不反对参政。这说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相统一的，体现了教育的社会价值。当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体现着阶级属性，但作为社会的人，孔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倡导的许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类共性的成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予以辩证地分析和扬弃。
六、关于务政的思想及其价值
《论语》中关于务政的思想是“学以致用”思想的具体体现，对此，《论语》中对务政的标准也作了具体说明。
其一，关于务政的对象。孔子认为只要懂礼、有道、正直，并具备一定的从政才能的人就可以务政。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孔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问：“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问：“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也就是说，只要人具备一定的参政素质，诸如果断、达理、多艺就可以参政。
其二，关于务政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从政者必须勤勉忠诚。孔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先之劳之”，“无倦”（《子路》）。也就是说在位不松驰懈怠，执行政令要忠心，要带头、勤勉，办事不要松懈。从政者必须温良恭俭让。陈子禽向子贡问道，“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也就是说孔子来到一国就一定会知道这里的政事，就是因为先生有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五种美德。而这五种美德也间接地说明参与国政的道理。有一次，孔子在谈论郑国贤相子产时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正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正是由于子产的这种庄重、恭敬、恩惠、道义和美德，才能使他处于郑国的贤相位置。
第三，要言行一致，举止端庄。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卫灵公》）也就是说要想使自己的思想主张为他人接受，必须心意诚恳，行为端庄，这样你的主张就可以行得通了。
第四，要眼光远大，依次而进。子夏当了莒父的县长，向孔子请教怎样理政。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即要求人们处理政务不要图快，贪图眼前利益，图快反而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贪图小利反而办不成大事。而应眼光放远，依次而进。另外，孔子还认为在处理政务时应当慎重，要深入实际，多听多见，了解实情，以免犯错误。即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政》）
七、关于治国与安邦的道理
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其有关治国的道理在《论语》中也有重要的位置。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其一，治国的根本在于“人伦纲常”。齐景公问孔子怎样治国，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即要治理好国家，君主必须像个君主，臣子必须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这一思想虽然反映了孔子的宗法伦理观念，但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伦理纲常确实起到了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阶级社会里，不论处于什么时代都需要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否则国将不国，政将不政，社会将混乱不堪。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以“人伦纲常”治国呢？孔子回答子路的问题时作了说明，子路问孔子：“卫国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当然孔子也认为，重视伦理纲常的作用也不能脱离礼让。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即用礼让的精神治理国家，国家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人伦纲常的礼才能得以保证。在这里礼让成为维系人伦纲常的精神纽带。
其二，治国的前提在于君子主要严于律己。孔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即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必须端正自己本身，严于要求自己。如果己正，管理国政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不端正，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就不可能去端正别人，其国家也无法治理。孔子还 以舜为例说明君主严于律己的重要性。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己矣。”在孔子看来，真正能从容安静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那么他做了些什么呢？也不过是庄严端正地坐在朝廷上罢了。这里舜的庄严端正行为正是他实现太平世道的关键所在。
当然，孔子还认为君主治国除了行为端庄之外，还应重视才智礼仪仁德的关系，这些都是治国不可偏废的条件。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即靠聪明取得了地位，不能用仁德去保持它，虽然得到了地位，也一定会失去的。靠聪明取得地位，能用仁德保持它，假若不用严肃的态度来治理百姓，那么百姓就不会尊敬他。靠聪明取得地位，能用仁德保护它，能用严肃的态度治理百姓，而不用礼义教化人民，那也算不得完善。可见治理好国家对君主的要求应是全方位多方面的。另外，孔子还总结了历代圣明君主治国的道理，重在宽厚、诚信、勤敏、公允。即：“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有功，公则说。”（《尧曰》）
其三，治国的基本方法，“选才、富国、育人，立法”。孔子认为君主管理国家大事，要处处从大局着眼，重视选拔优秀人才。孔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同时要重视富国，教育民众。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冉有给他驾车，孔子说：卫国的人口真多啊！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里孔子强调在卫国这样一个众多人口的国家，要治理好它，首先要让他们富起来，然后使他们再受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另外，孔子也特别重视法制对国家的治理作用。有一次颜渊请教老师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借鉴夏、商、周三代的古德，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在这里孔子不仅强调了法制对治国的重要作用，而且他的古为今用的思想方法也值得今人学习。
其四，治国的基本原则，讲究信用，爱护人民。孔子认为治理好国家，君主一定要重视人品、道德，要讲究信用，爱护民众，这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即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就要认真对待政事，并讲究信用，取信于民。同时还要节省俭用，爱护人民，役使人民要不违背农时。只有这这样才能处理好君主与人民的关系。
总之，《论语》从多种角度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特征，在学习研究《论语》的过程中，很有必要把《论语》的思想体系化，科学化，更好地理解《论语》中的思想精神。要做到“古为今用”，就要研究《论语》思想的时代价值，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事实上，作为两千多年前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我们今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的许多思想是当代人的精神和楷模。这说明古代的思想家与我们今天的思想非常接近。当然孔子是人不是神，孔子也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研究孔子重在吸收孔子思想精华，而不是简单地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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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海外新说对孔子现代神话形成的影响──孔子神话研究之三
张颂之
来自：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us/swhwxsdkzxdshxcdyx.htm
摘要：近二十年来的孔子研究，使研究对象本身神化了。孔子现代神话的形成，不仅有内因，还有外因，至少有三次所谓的海外新说对孔子神话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三次新说是：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诺贝尔获奖者们以孔子为未来人类的新救世主、21世纪是孔子儒学的世纪。然而，所谓的海外新说有不是虚妄，就是空穴来风。

关键词：孔子 神话 世界十大思想家 诺贝尔 21世纪

“文革”结束后，孔子从批倒斗臭的遭遇中解脱出来，孔子研究也迎来了它的春天。在二十年的孔子研究中，研究者是抱着既不神化也不魔化孔子，既不盲目尊孔也不盲目批孔的心态研究孔子的。追寻真孔子、恢复历史、还其本来面目等就成了孔子研究中最为响亮的口号。在科学研究的旗帜下，批判继承的态度代替了全面否定的态度，渐渐地学术界就只有继承、发扬、广大而没有批判与批评了，被纳入学术前沿视野的孔子研究遂被迅速神化，研究者终于将研究对象的神圣地位重新树立起来。其表征之一是孔子被严肃的学术界追封了许多的第一和伟大，几乎成为中国文化诸方面的第一人及伟大的思想家，对此，我们有专文加以详细列举过孔子所获得的种种光荣称号。（张颂之：《伟大和第一：孔子是什么——孔子现代神话研究》，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编《孔子·儒学研究文丛（一）》齐鲁书社2001年6月版。）孔子在现代神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所谓的海外对孔子的态度或评价（不管这是真还是假，就是假的也打着海外的洋招牌），对国内的孔子神化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近二十年来，至少有三次海外新说对国内的孔子神化起了推动作用。这三次分别是八十年代前期的孔子居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说；八十年代末期的诺贝尔们以孔子为新救世主说；九十年代的21世纪是亚洲世纪说，即孔子的世纪说。在“洋为贵”的心理作用下，这三次孔子神话，迷惑了许多孔子研究专家，使他们信以为真，并加入到孔子神话的传播系统，加速了国内对孔子的神化。然而，所谓的洋产品未必是正宗货，其中却有假冒伪劣，或为空穴来风。下面就对这三次孔子神话的源头及其演变进行考察。

一，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说

作为一个思想家，孔子不仅在许多方面是中国第一人，而且也是世界第一人，因为洋人将孔子列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不过究竟是那国那年何书评出了世界十大思想家，看来我们学术界并没有真正弄清楚。惭愧的很，本人也不知是何方高人把孔子升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的，只好把个人所能搜集到的当前学术界的种种说法列举如下：

关于世界十大思想家的出产地，有三种说法。有人认为美国和英国评出了相同的世界十大思想家，如：“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辞典》和英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列举世界十大思想家或文化名人时，都把孔子放在首位。”（王志光：《敬仰孔子思想弘扬中华文化》，《人民日报（海外版）》1994年11月19日。）张岱年在《世界十大思想家》序言中说：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大辞典》和英国1985年出版《人民年鉴手册》评出相同的世界十大思想家，（易杰雄主编：《世界十大思想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孔令仁也持相同的意见。（孔令仁：《二十一世纪与孔子思想》，孔教学院、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主编《孔子思想与廿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587页。下引此书简称《集》。）“美国出版的《世界名人大辞典》、英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都把孔子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和文化名人之首。”（汤恩佳：《序》，潘富恩、徐洪兴、朱志凯主编：《孔子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参见汤恩佳著:《孔学论集》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也有人认为源自英国，但更多的人认为来自美国。

关于世界十大思想家的出现年代，有1965年前说、1980年说、1984年前说、1984年说、1985年说，还有一些年代不明的说法。

关于世界十大思想家的生产厂家，英国有两说，一为1985年的《人民年鉴手册》；一为1965年前的《大英百科全书》，“三十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将孔子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朱仁夫：《儒家人学的三维视镜》，《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5期。）。美国则有数说，有谓《世界名人大辞典》者；有谓《世界名人辞典》者；有谓《人民年鉴手册》者，此说最为流行，且多为1984年版（唐先田：《有感于孔夫子名列第一》，《羊城晚报》1985年3月11日；燕国材：《孔子的差异心理学思想》，《孔子研究论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页；陶跃生《孔学研究的新课题：孔学史》，《丰矿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亦有年代不明者，“近年，美国出版的《人民年鉴手册》把孔子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万青：《论儒学对实践的影响》，《孔子研究论文集》，第229页。），有1980&127;年初的美国《人民年鉴手册》者（李翔海：《论当代中国的国际文化环境》，《学术月刊》1998年第1期。）；有谓《名人年鉴手册》者（阳正太《孔子评价辨：如何实事求是？》，《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第1596页。），有1985年美国出版的《名人年鉴手册》者（赵吉惠等主编：《中国儒学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引言第3页。）；有《人名年鉴表格手册》者，如“他被誉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确是当之无愧的──美国纽约近年出版的《人名年鉴表格手册》，对孔子作了充分的肯定。”（陈源远：《略谈孔子思想中的珍贵遗产》，《孔子思想研究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8─189页。此说出自《并州文化》1984年第2期《世界十大思想家简介》，此文未见。）有谓《国际名人年鉴手册》者，如孔子“近几年已被美国出版的《国际名人年鉴手册》列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张汉静：《孔子的领导思想略论》，《孔子思想研究文集》（二集）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有谓1984&127;年美国出版的《人民手册》者（陈正夫：《孔子的和合思想与二十一世纪的和合精神》，《集》，第303页。）；等等。

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仅是目前学术界最为流行的说法，此外还有孔子为其它一些世界“十大”之首的说法。如：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十年前美国年鉴手册将孔子列为世界十大圣人之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将孔子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朱仁夫：《儒家人学的三维视镜》，《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5期。）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名人之首。（陈正夫：《孔子的和合思想与二十一世纪的和合精神》，《集》，第303页。）孔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十大历史文化名人之一”。（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丛书》序。）孔子“是世界文化史上十大巨人之首”。（孙东元：《孔孟思想对日本民族的影响》，《孔子思想研究文集》，第64页。）“美国近年又把我国的孔子列为‘古今中外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排在第一位）。”（陈源远：《略谈孔子思想中的珍贵遗产》，《孔子思想研究文集》，第179页。）“美国出版的《人民手册》评出影响世界历史的十大伟人中，孔子荣居榜首。”（胡显中：《孔子学说中的民本主义精华》，《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1期。）还有所谓的世界十大哲人说。也许是我们的研究者所见不同，&127;或所闻不同，遂有了种种不同的说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孔子无论在那一个“十大”中都是永远第一。这么多的世界十大系列，真让人惊喜，更让人惊讶，这究竟是自我作洋还是我们的外语翻译出了问题。

记得就在1985年，有人曾针对吹涨的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一说，力辩洋人将孔子列在第一位上并没有价值判断的意义，那只是以古人的历史次序为依据的排列。孔子生的最早，遂列在第一位，当然孔子死的也最早。不知在十大系列中的孔子死的第一是否也算一种荣耀？

二，诺贝尔们以孔子为未来的新救世主

这是现代人对孔子的现代神话所作的最成功、影响力最广远的一个神话。孔子的现代神话最有名的莫过于如下一段话：“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据说这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于1988年在巴黎会议结束时的宣言。声誉极高且智商极高的诺贝尔们把中国圣人孔子看作是人类未来的新救世主，此论一出，立刻赢得了华语世界的强烈响应。这一惊世之论，在中国大陆、台港澳及其他一些海外华文报刊上不径而走，频频出现，为学者时常引用，而且在90年代初的孔圣人家乡曲阜的大街小巷的路边广告牌上更是比比皆是，就连严肃的学术科研机构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的大厅中也悬挂着这一无根由的话头。权威的话语不能不令人信服，对权威的迷信在我们的心中牢不可破。然而，虚构的神话终究是要被严肃的学术界揭穿的，李慎之先生在《读书》1997年第1期上发表《诺贝尔与孔子》一文，首先揭穿了这一神话，“会上根本没有提到孔子。”关于会议的情况是，召集人为法国总统密特朗，与会者有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地点在巴黎，会期为88年1月18&127;日至21日，议题是“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和希望”。随后，马为民先生以与会记者的身份，在《读书》1997年第7期上发表《我可以作证》一文，证明巴黎会议上“根本没有提到孔子”，并进一步说：“这一点，我可以作证。至于说二十世纪的‘诺贝尔们’把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哄抬到人类下个世纪精神导师的地位，那就纯属凭空演义了。”

诺贝尔们鼓吹孔子的汉文本，据我所知，当以《走向世界》1989年第5&127;期之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所长吴德耀《古今人对孔子的评价》一文最早，“一九八八年一月，全世界的诺贝尔奖金得奖人在法国巴黎开了一次会议，结束时做了一个破天荒的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他人注明引此者：周桂钿：《儒学在21世纪素质教育中的价值》，《儒学与中国文化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董光璧：《传统与后现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页。等等。）我们就以此为范本，看看神话的是如何传播的。不过，目前所见关于吴德耀对诺贝尔鼓吹孔子的言语并不一致，他又曾说：“75个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于1988年1月在巴黎会晤。他们宣称，如果人类想继续生存，&127;那么他就不得不在时间上退回到2500年前去，领会孔夫子的智慧。”（转引自张承先：《弘扬华夏优秀文化传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5期。）这一说法虽也有人引用,但引用不广。

诺贝尔们鼓吹孔子的话头，吴德耀显然不是始作俑者，始作俑者当是澳州的《堪培拉时报》。“1988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诺贝尔获奖者国际会议上,75位代表经过4天的讨论,提出了16条以‘面向21世纪’为主题的结论,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原注:Canberra Times. Canberra,Australia,24 January,1988。)”(顾犇: 《<论语>在海外的传播》，《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年第2期。)吴德耀的根据是否来自于此，我们不得而知。

虽然有人揭穿这是一个神话，但是，神话的社会影响却已达于人间的每个角落。喜欢紧追世界风潮的中国人是来不及深思的，只有鹦鹉学舌般地盲从。孔子是新世纪救世主的讹传，依然借着诺贝尔们的声势，继续在中华大地上蔓延。

神话在在流传中，变化多端，漏洞百出，我们的学界却坚信不疑，如：有关会议的时间，多为1988年，亦有80年代初者，有1989年者，更有1998年者；与会的诺贝尔们有75人，亦有74人，或数十人，或全世界或各国或历届的诺贝尔们；回头的年代则有2500年、2540年、2545年、2546年；至于具体的引文变异者就更多。试举例如下：

“早在80年代初，一批荣获诺贝尔奖的杰出科学家汇聚在巴黎，发表宣言称：‘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胡显中：《孔子学说中的民本主义精华》，《中国文化研究》2000年第1期。注见《人民日报》1995年6月30日。）“1988年1月，&127;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的集会上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张友民：《吸取孔子的智慧发展人类现代文明》，《集》，第122页。）“1988&127;年世界七八十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发表的宣言中说：‘人类要在廿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从两千五百年前中国的孔子那里寻求智慧。’”（骆承烈：《万邦师表──论孔子的教育思想》，《儒学再探》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1988年1月75&127;位诺贝尔奖得主聚会巴黎，会后发表宣言：‘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蒋沛昌：《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建设中华灿烂的现代文明》，《集》，第323页。）“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法国巴黎集会，他们在会议结束宣言中向世界呼吁：‘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张焱宇：《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现代化中的作用》，《现代国际关系》1996年第3期。又见《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研讨会报导》，马来西亚《南洋商报》&127;1990年4月9日。）“历届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一九八八年一月在巴黎开会，会后宣言有曰：‘人类到二十一世纪要生存下去，须向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那里去寻求智慧。’”（孔令朋：《为孔子平反迎接二十一世纪》，《集》，第455页。）“1988年1月，有74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开会，会议结束时他们发表了一个宣言，其中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夫子的智慧。’”（孔令仁：《二十一世纪与孔子思想》，《集》，第587 页。）“1988年世界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之后，74位委员一致通过宣言称：‘人类要想永远和平，需要从2500年前的孔子学说中寻求和平共处的方案。在不久的将来，儒家学说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逐渐成为人类文化的中心。’”（赵吉惠：《论21世纪的中国文化在融合中创新》，《儒学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第52页。又见张海宴：《近年儒学研究中的热点及问题》，《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7期。）“八十年代末，一批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巴黎会议宣言’才对此作出了回应：‘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到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机会。’”（杨子彬：《儒学的历史命运》，《儒学与现代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15页。）“1988年，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一次世界性会议上，&127;数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发出……呼吁：‘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4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李翔海：《论当代中国的国际文化环境》，《学术月刊》1998年第1期。又见《文汇报》1994年5月8日《齐鲁大地的“文艺复兴”》。）“&127;1988年巴黎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会议上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127;世纪生存下去，&127;必须回头254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曲阜师范大学孔子研究所大厅。又见张颂之《大哉孔子》，《山东教育报》，2000年2月23日，这是好心的编辑所加。）“1989年数十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集会时提出：人类如果要在下一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46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羊涤生：《多元文化的二十一世纪与儒学理念》，《集》，第378页。）“1998年世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127;称：‘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骆承烈：《孔子“和”的思想与二十一世纪》，《集》，第134页。）

对此神话的征引比较多的是香港孔教学院院长汤恩佳先生，他在各种场合多次变化地引用这一神话。“1988年，诺贝尔奖金得主聚会巴黎，会后发表的宣言指出：人类如果要在二十一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汤恩佳：《序》，潘富恩、徐洪兴、朱志凯主编：《孔子思想研究》。）“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齐集巴黎时，已得出结论：人类如果要在下一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头二千五百年去吸收孔夫子的智慧。”（汤恩佳：《孔子思想的现代意义》，《孔子思想研究》，第8页。）“1989年诺贝尔奖金得主齐集巴黎聚会时，&127;曾得出惊人的结论：人类如果要在下一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46年去吸取孔夫子的智慧。”（汤恩佳：《孔子文化源远流长》，《人民日报（海外版）》1995年9月4日。又《孔学论集》，第3页。）“1989年世界诺贝尔奖金得主，齐集巴黎聚会时，曾得出惊人的结论。‘人类如果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汤恩佳：《孔学论集》，第82页。）“1989年诺贝尔奖金得主齐集巴黎聚会时，曾得出惊人的结论：人类如果要在下一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45年去吸取孔夫子的智慧。”（汤恩佳：《孔学论集》，第92页。）“1989年诺贝尔奖金得主齐集巴黎聚会时，曾得出惊人的结论：人类如果要在下一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46年去吸取孔夫子的智慧。”（汤恩佳：《孔学论集》，第114页。）汤先生以弘扬孔教为己任，&127;他如此引用有宗教传播的目的，当与学者有别。但他的说法却也为学人所继续征引，如：“1989年世界诺贝尔奖金得主，齐集巴黎时，曾得出惊人的结论：‘人类如果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要回顾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柯远扬：《试论孔子思想与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集》，第263页。注谓此说出自汤恩佳《孔学论集》第3页，却与《孔学论集》的引文有所不同。）

虽然我们学人对这个神话没有见到较为原始的英文版，却不妨由我们的英语专家制造洋古董，&127;如：“&127;January 1988,the Nobel-Prize winners declared in Paris that if &127;mankind &127;hopes &127;to survive the 21st century,one must go back 2500 years to Confucius so as to draw on his wisdom.”（Zhang Youmin：《The Enlightenments of Confucius &127;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集》，第125页。）“In &127;1988,&127;74 Nobel Prize winners made the assertion in Paris that if human beings &127;want to live in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e 21st century,they &127;must &127;look &127;back 2500 years ago and seek the wisdom of Confucius.”（&127;Li &127;Tianchen&127;：《&127;The Study of Confucius'Thought with regart to Economy and Economic &127;Prosperity in the New Century》，《集》，第141页。）同为假洋货，其不同如斯。

这本是一个虚构的神话，然而神话却俘获了许多的孔子研究者，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上面所举，远非学界对此神话征引的全貌）如此多的学人对虚妄神话的信服，造成了虚妄神话对社会大众而言有可能是真实的错误印象。人们虽然总是坚信谎话说一千遍也成不了真理，但古人也有三人成虎的教训。在媒介日益左右视听的情况下，在学人尚有一点信任度的前提下，三人成虎的古训就成了现实。

三，21世纪的亚洲世纪、中国孔子世纪说

东亚经济自70年代以来，就跨上了高速发展的良性轨道，远远高于世界其它地区的经济发展，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中国在经济上更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于是，随着东亚经济的起飞，东亚的神话也在酝酿、形成、膨胀。首先被人们广泛追问的是马克斯·韦伯当年所提出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新教伦理有关，中国的儒家与道家都没有促成资本主义形成的内在精神。现在东亚经济起飞了，东亚文化又深受孔子儒学的影响，儒学与东亚经济之间有无必然的联系？这一现代课题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于是，在学术界就兴起了一股儒家经济、儒商研究热潮，对儒家思想中的经济思想、商业意识以及传统社会中的商业活动等等进行最大限度地发掘，以此证明儒学有促进东亚经济腾飞内在因素。孔子与时代如何接轨一直是学界思考的课题，而对儒家经济思想及儒商的研究正是关键的突破口。“日本经济在世界独占鳌头，韩国、新加坡及其他东亚国家的欣欣向荣。就足以证明：孔子思想可以作为重建世界的原动力。”（美国俄亥俄州春田市威顿伯格大学宾·尤教授语，引自《南方日报》1992年11月27日。）“孔夫子也能理解赚钱的必要，”（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外文、经济日报、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孔子儒学与东亚经济遂有了必然的关联。在学者们看来，东亚经济的腾飞，至少表明孔子儒学有利于现代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东亚地区的现代化进程。

与东亚经济发展相一致的是东亚意识或说是亚洲价值在急剧凝结、升华。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与日本国会议员石原太郎，在1994年底出版了一本《亚洲能够说“不”》的畅销书，书中宣布：“现在是亚洲创造取代欧美近代文明的新范例的时代了。”同时，美国自由论坛和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在香港联合举行“亚洲新闻论坛”讨论亚洲价值。亚洲价值论迅速升温，并在新加坡、韩国、中国等亚洲国家得到了不同程度地响应。如韩国著名政治家金大中在1994年曾说：“现在已经是世界转向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地方寻求智慧以进行另一场思想革命的时候了。”（引自李慎之《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李慎之、何家栋《中国的道路》南方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0页。）1996年在中国出版发行的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的《亚洲大趋势》，更是连篇累牍地亚洲意识、亚洲模式、亚洲方式、亚洲价值。未来学家的喋喋不休进一步强化了亚洲人的亚洲价值观念。继《亚洲能够说“不”》之后，又在日本和中国分别出现了模仿而无新意的《日本能够说“不”》、《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何以说不》、《中国为什么说不》等书，亚洲情结急剧凝结，似乎世界的中心就在亚洲了，亚洲价值、亚洲文化将要开创新的文明了。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至，随着21世纪的日益逼近，现代学人把目光视向了未来。于是，世人对21世纪的关注表现出了空前的热情，诸种以21世纪为主题的讨论会在90年代应接不暇。在对未来的遥望中，人们鉴于亚洲的崛起，就将21世纪的荣耀给了亚洲，即是说，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具体说就是中国的世纪，更具体说是孔子儒学的世纪。“世界上许多经济问题专家已预测：21世纪无疑将是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尤其是中国的世纪。这一预测是有充分根据的。”（日本·沟口雄三：《儒学在未来世界文化中的位置》，中国孔子基金会编：《儒学与廿一世纪》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页。）“近些年来，由于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事实被世界所瞩目，因此出现‘儒教资本主义’的概念，有一种观点认为儒家思想可以开出现代化。更有人发出‘21世纪是儒学世纪’的呼唤，有人预测‘21世纪儒学必然在全世界复兴’，甚至有人认为：‘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已经说明儒学正在复兴。’”（赵吉惠：《论儒学前景与21世纪人类文化走向》，《儒学与廿一世纪》，第37页。）“二十一世纪的文明，将是西方文化向东方文化的回归。”（引自李登贵：《评一种文化比较观》，《光明日报》1995年3月16日。&127;）《亚洲大趋势》一书也认为：“当进入2000年时，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亚洲将跃居世界领先地位。”（第2页。）人们相信：未来世界的中心将在亚洲，21世纪将回归到龙的世纪。1995年澳大利亚李瑞智和黎华伦著的《儒学的复兴》出版，认为北亚“正在复兴起来，这种复兴──也许就是儒学的复兴──表明，它可能成为全球文明的中心，引导世界走向21世纪”，“儒学传统用于技术、商业和政府服务于人民的优良本质已表明，它将是21世纪潜在的新准则，这不仅对那些拥有儒学传统的人们，对全世界也是如此”。（《儒学的复兴》，范道丰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页、第109页。）鉴于孔子儒学在未来世界中将有如许大的作用，俄国人就羡慕地说：“要是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孔夫子就好了。”（《现时代》1993年第39期。引自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4期。）洋人如此地看好孔子，中国人对作为中国文化之神的孔子是历来拥有绝对的所有权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加入推尊孔子的世界大合唱？

与学术文化界飞飞扬扬的神化孔子相暗合的是，孔子在一些人心中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起来。对孔子的避讳、护短现象就多了。孔子不能称孔丘或孔老二，连当年五四新文化时代的鲁迅等人批孔也成为罪过，并发出天真的质问，“孔子的礼教怎会吃人？”（引文见蔡尚思《儒学非宗教而起了宗教的作用》，《文史哲》1998年第3期。）

四，对孔子神话的反思

先说老实话，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说，典出何处，在下实在不知，而至于诺贝尔们称颂孔子，最早的汉文出典是否为《走向世界》，亦不敢确定，此事还需博雅赐教。

也许孔子在我们潜意识中实在伟大实在神圣，只要有人歌颂孔子，而且是洋人歌颂孔子，我们就确信不疑，并自觉地加入到传播行列中。其实，凡是受过学术训练的人，只要有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不可能盲目信从。例如，所谓的孔子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一说，典出何国何年何书？仅凭如许多的出处，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其可信性。我们在上面所列的诸种书名似乎并没有反映出学术界的全貌。至于诺贝尔们鼓吹孔子为新救世主，其中的荒诞不经就更多了：如果说从1988年回头2500年，那时孔子大约40岁，毕竟有了一些智慧，还可供后人吸取，那么回头2540年，此时孔子还没有脱离娘胎，何来孔子的智慧可供后人吸取？而回头2546年那就更加离谱了。诺贝尔们鼓吹孔子的话头，如果以吴德耀的说法为范本，至多有两个文本，何以学人们在引用时会有如许多的变异？这是否体现了当代学风的不严肃性？至于亚洲价值论及21世纪是中国、孔子的世纪说，1997年的东亚金融风暴已使此说受到了较为广泛的怀疑。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即走出了自我封闭的怪癖心态，却也同时面临着民族主义情结的迅速膨胀。当代中国经济势力的增长，使以国学为志的学人们自我认同的价值取向日益回归于传统。传统文化热及国学热一再升温并持续高潮，这使传统文化研究者沉迷于传统价值的巨大诱惑中。在中国向现代化的艰难迈进中，学人极力从传统中开发出有利于现代化进展的传统资源支持。人们可以经常看到这类说法：一个墨子强于希腊七子的和，孔家的伦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子哲学、《周易》文化与现代科学、后现代科学相通，中国古代的科技在什么年代前一直居于世界领先位置，至于连续五六千年的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化，更是不争的事实，等等。虽然现代中国在物质、科技、经济、军事上比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差距，但在文化遗产、伦理道德、精神文明上都足以傲视各国。天朝心态的民族文化优越感一直积淀在我们心中，我们有信心和理由相信孔子将引导21世纪的神话。

同时，我们无论是从意识形态上、还是从民众心理上、文化认同上，一直对西方文化价值观进行批判。撇开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说，我们自近代以来一直认为，西方社会虽然物质文明发达，在精神文明、道德上总是不如我们的。现代化了的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中出现了许多许多的文化危机、精神危机等现代及后现代病症。对此，不仅我们批判起来不遗余力，就连西方人也痛快淋漓地加以自我批判。现代化了的西方在我们看来已经走向末日了，而未来却是永远敞开的。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未来世界的希望似乎不在西方而在东方，“东方人和一些西方人已开始明白，我们正迈向一个亚洲化的新世界。操纵世界的轴心已从西方转入东方。亚洲已经是世界的中心，现在它将重振昔日风采。”（《亚洲大趋势》，第8页。）东方的道德与文化就成了超拔西方拯救未来的悬记，孔子的神话由可能就进而变为了肯定。“我们都靠神话而生存。神话是精神和理性信仰所构成，这种信仰对一个未知的和无法预言的世界赋予意义，予以肯定。”（李瑞智、黎华伦：《儒学的复兴》，第3页。）对西方文化，我们虽然判定它已经没落、走向垂暮，但是对西方学者吹捧我们的文化，我们却不得不十分赞同，佩服人家有眼光。既然西方人都把未来世界的自我拯救希望寄托在了东方孔子，我们还有什么可怀疑的？

孔子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过去的历史中，而且还体现在现实中，更发生于将来。以至于我们对未来的期盼，总是抹不去孔子的身影。因此，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十年”纪念会上说：“现在世界正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当前人类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了。新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的人，同时又懂得其它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孔林片思》，《读书》1992年第9期。）此后，呼唤新孔子就在孔子学界有了回响。（石中元：《当今世界需要一个新孔子》，骆承烈、李玉洁主编《孔学初探》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9页。舒默：《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孔子》，《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可以预见的是，有关孔子的神话在未来的日子里还将存在。（本文材料仅引用到2000年六月左右，所见也仅仅是目力所及，其中的遗漏定是多多，希博雅不吝赐教。）

本文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