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中国为什么没有忏悔录

bini

[香港]　蔡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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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我们的国家经历过“文革”浩劫，我们的民族有许多劣行，但是，为甚么在我们的文学中看不到一部足以警醒世人的忏悔录？

早一阵子，德国的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在学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有人附和说好，也有人发起围剿，加以口诛笔伐。我不想在这里
说是说非，但觉得顾彬的一句话为学界带来一番震荡，未必不是好事。

我总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太虚伪了，缺少一种真正的悲悯情怀和忏悔意识。我们的作家有一种“扬善”的美德，但也有一种“隐恶”的劣性。不敢叩问自己的灵魂，把自己的灵魂亮出来给人看，这是我们的作家最失败的地方。

俄罗斯为甚么可以产生那么多一流的大作家？我觉得关键的一点是，他们的作家有忏悔意识，敢于面对真实的内心世界。我自己读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最大的感触就是他们作品中有一种深邃而博大的宗教精神，具体来说，就是一种赎罪意识和忏悔意识。就以托尔斯泰的《复活》而言吧，书中的贵族地主聂赫留朵夫因为奸污了使女玛丝洛娃﹙卡秋莎﹚，使她走向沦落。当聂赫留朵夫知道那个受到审判的妓女就是当年被他奸污的女子后，他的内心也受到一种道德的审判，意识到自己的身上充满罪恶，于是，他一路跟随这个被发配到西伯利亚去的女子，以自我的流放来赎罪，使自己成为一个得到救赎的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巨著也是这样，写尽人的灵魂煎熬。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一个极端抑郁的人，内心受着种种折磨，最后也在宗教信仰中得到解脱。从俄罗斯的大作家身上以及他们的巨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赎罪与忏悔的宗教情怀。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中，鲁迅和巴金应该说是最有赎罪意识和忏悔意识的作家吧。可是，在当代的中国作家中，我们已经看不到像鲁迅、巴金、郁逹夫那样直面人生、直面我们内在心灵世界的作家了。我们的很多作家，敢于批判社会、反对建制，却没有勇气面对我们真实的灵魂，不敢说真话，更不敢触及自己的内心世界，怕将自己卑劣的另一面暴露在人前。这就是我们的创作失去价值的根本原由所在。作为一个作家，有赎罪和忏悔的宗教情怀，证明他有一种求真、求善的人格力量，敢于解剖自己的灵魂，乃至民族的灵魂，自我反省、自我否定，自我救赎，最终走上自新之路。

这些年，我对我们的文学愈来愈不看好，最感到痛心的是︰虚假与浮躁。从上而下的虚假和浮躁，已经令我们的写作人沉不住气，既没有勇气去审视我们的灵魂，又没有耐性去进行一种纯粹的心灵写作。在商品经济的大潮面前，大家都迷失了方向，将“票房”价值看成理所当然的追求，将炒作当作成名成家的必然手段；大家津津乐道的是作家“富豪榜”，而没有多少人关心作品的“含金量”，人们一窝风地往自己脸上贴金，谁还会“忏悔”、“赎罪”，这么“憨居”？

这些年，我时有机会回内地，接触一些作家和学者，我愈来愈感到别扭，感到不适应。我觉得，他们不是在搞文学，而是在搞“文学关系学”，互相抬轿，互相吹拍、互相贴金。更为可怕的是，我们的文学也深受“官本位”之害，不少作家关心的是政治地位、官职，关心的是座次怎么排，千方百计向建制靠拢，龟缩在体制之内，完全失去了作家应有的独立人格。中国作家骨子里的这种侏儒基因，决定了他们成不了文学的巨人。也正是这样的原由，我们的文学缺少一种精神，缺少一种骨气，缺少一条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脊柱。

纵观几十年来的中国文学，我们能想起几部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巨作？大家都来屈指算一算吧。

我觉得顾彬说的话是有他的道理的，我们还是先不要动气，一听到不中听的话，便先举起拳头，怒目相向，来一次大批判。

我倒是认为，如果我们中国多一些像顾彬这样的学者，我们的文学就更有希望。说到这里，让我说说我和顾彬的一面之缘吧。我挺喜欢这个德国学者，一则我以前读过他的书，二则他的举止让人感到可亲。那是多年前的事了，我的一个朋友出版一本诗集，在中环的一间书店举行新书发布会，那天来听诗歌朗诵的大都是洋人，我的朋友则用四川话朗诵诗歌，他们居然听得拍手掌。我敢说，那些洋人都没听懂，但我又相信，他们都是真正的艺术爱好者。他们未必懂我们的语言，但是他们懂艺术的语言，他们听到那抑扬顿挫的声调，已能神会一种诗的曼妙韵律。那一天，顾彬也站在人群中，像一个普通的读者一样伫立一旁。当时，我不知道他就是顾彬，后来散场了，我们走在一起，朋友向我介绍这胡须佬，我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顾彬。

我就喜欢这样的学者，没有高高在上的姿态，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想，如果我们的身边多一些这样的“普通”学者，多一些沉浸于纯粹的艺术人生的创作人，而不要去管那些商业利益、官本位，或为自己贴金，而是多关心天下苍生，关心人的生存和价值，我们就会像俄罗斯那样，出现一个又一个背负起民族苦难十字架的优秀作家，就会出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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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6年4月29日 作者：刘仁文 来源:世纪学堂


去年巴金去世时，人们提得最多的是他晚年的代表作《随想录》。这部“文革”结束十年后推出的当代“忏悔录”，对于“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做了深入的反思, 切中了极“左”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心灵深处的痛，因而赢得热烈的回响。重温此书，却使我想起了一个多年来郁积在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文革”结束三十年来，我们法学界始终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忏悔、这样的讲真话？
     
是不需要吗？只要对比一下新时期以来文学界、哲学界、经济学界乃至影视界所展开的对种种谬误思想的清算，再看看我们法学界在今天国家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日渐重要的角色，就不应怀疑：作为一个或自己直接参政、或培养治理国家人才的群体，如果不敢或不屑去正视过去，不从严肃的反思中有所获益，这对社会绝不是件好事。
     
我手头有一本法律出版社1957年出版的《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这本当时的反面教材现在看来是多么地珍贵啊。有的人，本来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一遇政治运动，就马上说“我被右派分子‘利用’了”，而被他揭发的人，又反过来揭发说“到底是谁‘利用’了谁”，要求他交代清楚与某某右派分子的关系，这使我想起有位法学界前辈对我说起他当时在这所大学上学时的感觉：今天台上这位老师还在批昨天被打成右派的某某老师，明天他又被打成右派了。
     
同样在这本书里，我找到了我曾经的法学所同事谢怀栻老先生被打成右派的罪证：在一次法学界的座谈会上，他指出不能以政策代替法律，认为高级领导同志不重视立法工作是错误的。就因为他说出了这样一些在今天看来属于常识性的东西，就被打成右派，发配新疆劳动教养，一去就是二十一年。2003年，谢先生去世时，由于他的学问和人品，得到了法学界少有的一致追悼。梁慧星先生甚至尖锐地指出：在谢老面前，许多学人包括某些著名学人，都会感觉心里有愧。遗憾的是，我未曾听说过那些当年参与“整”谢老的人在谢老去世前或去世后有过丝毫的公开忏悔。
     
在另一本1957年出版的《政法研究》杂志里，我不无惊讶地发现一位当今法学界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物居然在一个揭批当时的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端升的会上作如下发言：钱是如何把他叫到办公室，偷偷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条，向他透露他准备如何将北京政法学院办成一所修正主义的大学。这位先生我从内心是尊重他的，也感到他在法学圈内的老一辈中还算是比较开明的，因而在一次餐桌上，我忍不住提起此事，他却告诉我：当时他们揭发钱先生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而且钱先生平反后，他们也去他家里表示过歉意，钱先生也理解他们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所作出的发言。但我进一步建议他：因为他现在名气最大，所以大家更注意他曾经留下过的这样的白纸黑字。我们都相信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前辈，但像他这样的人都能在那种特殊的年代被异化到这一步，足见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如果他能以当事人身份对这一段历史予以回顾，也是给社会的一种贡献。就在我说这话的时候，旁边一位好心的人却使劲地踢我的脚，悄悄地对我说：你还让不让x老师吃饭，你没看到他的脸都变色了吗？
     
说实话，我有一个感觉，跟其他一些比较成熟的学科相比，中国的法学在许多方面还处于幼稚阶段，包括学术规范、学术环境和学术气氛。在法学界，似乎有这样一条潜规则：自己不去讲过去的不光彩，也忌讳别人去点这样的痛处，哪怕完全是从正常的学术探讨角度。谁都知道，这是一种鸵鸟做法，是一种学术生态低层次的表现。从卢梭到巴金，他们的真诚忏悔非但没有降低他们在历史上的半点档次，反而为人类解剖自己、思考人性提供了珍贵的标本。
     
当然，法学家不去反思“文革”和“反右”，不去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忏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太忙了。这种忙，有客观的一面，“文革”后，痛定思痛，人治逐渐被法治所取代，法学日益成为一门显学，法学家也随之成为社会上的香饽饽，他们被频繁地邀请参与国家的诸多立法和司法，出入于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和各省市的法制讲堂，还有各种挂职、兼职、专家论证、司法考试辅导和媒体的追踪。当然，也有主观的一面，那就是法学界不少学者学风浮躁，唯名利是图，唯钱是图。
徐国栋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说的是1999年3月中旬，中国突然出现了一种现象：各城市之间的航班显著增加，乘客中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居多，他们每到一个城市，总是提着空的黑提包去，提着鼓的黑提包回来…… 结果引起某外国使馆情报处的猜测，经调查才发现原来是中国新的合同法颁布后，教授们在全国各地讲课赚钱忙。其实这种现象岂止合同法，我们的新刑法颁布时不也一样吗？当时有人统计，光各种版本的新刑法注释就达100多种，其中不少粗糙得错漏百出。如此主客观一结合，多重角色，忙碌行程，优厚待遇，谁还有时间和兴趣去琢磨那些沉重的话题呢？
     
我并不是要法学家们去掀起过去的伤疤，人人都以受害人的身份去控诉，那太肤浅。我要说的是，法学家们作为一个研究国家上层建筑、代表社会良知和正义的群体，如果不对“文革”和它以前历次运动中的人性扭曲及其暴露进行很好地清理，就等于失去一个社会发展的活化石，就不能有效地为他以后的思考指明航向。一转眼，从1976 到2006，三十年过去了，当年经历过历次运动的法学家们如今大都已迈入古稀之年，作为后来者，我不希望这一段历史在法学界断裂，因而特别想恳请尊敬的老一辈法学家们告诉我及我的同辈人：你们，这一代命运坎坷的新中国法学家们，在那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中，是如何想、如何做的吗？有没有过像巴金那种内心的隐痛觉得不说出来良心就不安呢？倘若这样做了，那真是化灾难为福音，不光是我法学界之幸，更乃我中华民族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