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迈向强权！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就是台湾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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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省思科技事-迈向强权！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就是台湾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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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0/30 - 观点 - 陈慧玲／外稿

从小到大我们都想过自己将来要做什么，但是很少人敢思考台湾如何可变成世界强权，敢在这个架构下，规划政治策略、经济策略、科技策略以及教育策略，因为，我们没有雄心、格局敢把台湾推向强权。我们明显不敢去想：「台湾将来如何变成世界的强国或强权」，每天思考的只是：「GDP再成长几个百分点、是不是发展一下内需、是不是让大陆观光客来台刺激一下经济」，我们想的东西其实非常弱势，这是我们的思维。

在两岸混乱的迷思下，讨论「强国」是很复杂的问题，不晓得是哪里个国？是哪里边承认哪里个国？有没有被国际接受？要讲强国其实还满困难的！所以，值得讨论的是「强权」。 举个例子，犹太人的以色列国，从各种角度来看并不是一个很强的国家，因为武力有限、土地有限、人口有限；跟阿拉伯世界打仗，虽然以色列看起来好像比较厉害，但也是互相打来打去的。所以，以色列是强国吗？我们很难去评断，但我们却都必须要承认，犹太人是世界强权。今天犹太人在各种领域，特别是金融领域非常强势，全世界许多金融活动都掌握在犹太人手上。

过去，我从没想过台湾哪里天能变成世界强权，因为想不出来台湾有什么可以变成世界第一，或是全世界无法取代的。在台湾三百八十四年发展历程中，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强权思考？公元1624年荷兰到台湾来，直到1662二年被郑成功赶走，荷兰占据台湾三十八年，带给台湾什么东西？其实只有殖民掠夺，没有在台湾留下有意义的建设，只是把鹿皮、樟树掠夺到其它国家；从现在台湾的角度来看，只留下几个地名以及一些基因。前阵子与我叔叔见面，几年不见，他整头都是银白色的头发，不是老人白，而是一头亮丽银白发色，我怀疑我们家族里是不是掺杂了荷兰基因，荷兰在台湾，似乎只留下一些基因跑来跑去。

随后郑成功来台，在台湾只有二十四年，非常短命的政权；他的儿子、孙子斗来斗去，最后毁于施琅之手，实际上没有什么建设，因为连建设都来不及，更不可能去规划台湾成为世界强权。之后到了清朝，在台湾真是一片空白，好像什么都没有，因为片板不得下海，清廷严禁人民到台湾来，到台湾来的不准携带家眷，因此大多娶平埔族的女人做太太，所以台湾人多数有平埔族的血统；当初李鸿章上书皇帝说，台湾割让给日本没有关系，因为台湾是个鸟不语花不香的地方；在这二百多年里，台湾是个边陲地带，所以，更没人敢做台湾会变成世界第一强的梦。

日本据台五十年倒是有不少先进的建设，只不过殖民地的顺民连议会权都争不到，哪里敢作世界强权的梦？到了国民政府的时代，有很多的建设，但基本上是用农业养工业，再回过头来用工业带动农业；农业养工业，工业带农业，代表的是一个成长的年代，在那样的年代里，怎敢妄想台湾有一天会变成世界强权？

然而，2000年是一个转折点，2000年开始，政权轮替造成台湾两党恶斗激化，世人蓝绿分、往来争荣辱，闹得一塌胡涂！两岸的迷思搞得大家迷迷糊糊，到底台湾叫什么？叫中华民国在台湾？还是中华民国剩台湾， 连我们叫什么都讲不清楚，但有一个趋势却在此时慢慢成型，2000年起，台湾的企业开始放大，许多企业营运规模变成世界级，很多企业家的格局变得非常恢宏大器，在这种氛围之下，我们渐渐敢于思考：「台湾如何成为世界强权」？

但是台湾有什么资格成为世界强权呢？台湾有什么世界第一的骄傲吗？台湾有世界最有品味的文化吗？台湾有自己的诗歌在国际上被流传吗？台湾执世界音乐之牛耳吗？台湾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吗？台湾的农业举足轻重吗？台湾的金融有世界性影响力吗？台湾的教育是世界一流的吗？台湾是世界军事大国吗？台湾是科技大国吗？ 这些台湾都不是。 但有一项绝对没有人争得过台湾，台湾是世界制造第一，如果台湾在大陆的工厂停工，第二天欧洲、美国马上就缺料、缺货，没有东西可以上架，台湾真的是有这样的实力。

一个国家需要多少世界第一才能成为世界强权？今天台湾既想规划成为亚洲营运中心、飞航中心、半导体中心，又要维持制造中心的绝对优势，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一个国家的策略，跟一个公司的策略、跟一个人的生涯规画都一样，都必须聚焦，把能做的事情做到第一名；每一件事情都要做，绝对不会是第一名，绝对不会举足轻重，今天台湾唯一称得上世界第一的只有制造，那么光凭这个就有资格变成世界强权吗？

以匈奴为师！　引弓驰马的自信与自傲

历史上有一个民族叫匈奴，匈奴在公元前四世纪和公元五世纪之间，活跃于西北亚、中亚，就是从东欧一路到蒙古的草原地带；汉武帝时有一个匈奴王叫呼韩邪，呼韩邪与郅支争单于大位，郅支在西北边靠近新疆中西亚，呼韩邪比较靠近东亚、近蒙古北边，呼韩邪向汉武帝要求和亲，他的老婆就是王昭君；和亲后汉朝就派兵帮他打郅支，郅支大败后往西边窜逃，这一支匈奴族就好像从历史上消失了。但如果翻开罗马的历史，特别是吉朋（Edward Gibbon）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后半册几乎都在描写罗马帝国每天和蛮族打来打去，这些蛮族不是匈奴，就是受匈奴骚扰往西迁移去骚扰罗马的族群。
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Toynbee, Arnold Joseph）对这样一个民族下过非常无情的评断，汤恩比认为，这个民族留下的遗产几乎毫无价值，他认为匈奴没有任何文明，唯一厉害的就是引弓骑马，他们在马上睡觉，在马上开会，散步也在马上，整个生活都在马上进行；这个民族的遗产毫无价值，唯有他们的疯狂、他们血性的精神为世人所记忆，但是他们把唯一会的事情，就是引弓骑马发挥到最极致；他们的马愈养愈壮，愈跑愈快；他们的弓射程比那个时代任何弓都要远；他们用弓和马的优势发展出特殊的「军团战」战术；《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提到，当匈奴的部队从草原的地平线冒出来时，罗马皇帝在城上看到手发抖，一波波人不顾死活，啪啦啪啦冲过来，箭也遮天蔽日地落入敌阵。这样一个民族，在东边把汉朝搞得一塌胡涂，必须跟他和亲；汉高祖还曾被他们包围在白登山，后来靠陈平的一个烂策略脱困；这样的匈奴却没有傲人的文明，没建过高大的城池，没留下任何文物，什么都没有，汤恩比评断说几乎毫无价值，但是在东边，东边被他们搞得天下大乱，念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匈奴，在西边，历史学家说他们是上帝之鞭，来惩罚罗马中古文明，让罗马走上覆灭之路。

这么一个民族，他们只会射箭、骑马，没有文字、城墙、科技、诗歌、文学，什么都没有，但他们把唯有的一项技能发挥到最极致，就成为中国人前后五百年的梦魇，西方人的上帝之鞭。国家、民族跟公司其实一样，只要将一项核心技能发挥到极致，也是有机会的，而且这个机会造成的强盛可以维持一千年之久，没有任何一个单一历史事件能如此生动地刻画出聚焦的威力。

所以说，成为一个强权不一定要十三亿人口，不一定要有千颗飞弹，也不一定要有登陆火星的能力，那是他们的强处；台湾要迈向强权，就要从台湾自己的强处去发挥，不要幻想去跟别人的强项硬碰硬竞争，我们的强项就是全球制造第一，要从制造出发，去思考如何成为强权，就如同匈奴没有在罗马文明之前脚软，去努力学习诗歌、建筑、文学，去与罗马争文明、争品味，他们只坚持他们的弓与马；最后一个匈奴王名叫阿提拉 (Attila)，他并没有取个罗马名字，他崛起前曾长期居留罗马，但他并没有企图去取得罗马居留权。

现今的台湾有一种不自觉的思维自卑感，认为制造既低毛利率、低技术、又很容易被取代，所以台湾必须摆脱我们的弓与马，努力去学罗马的诗歌、艺术、长矛，所以台湾应该努力去发展品牌、技术，将台湾建设成像别人一样辉煌的营运中心、金融中心、科技岛、生技中心、创意中心、研发中心；但是，台湾真具备条件在这么多领域跟全球竞争吗？一个岛国真能在这么多方向开辟战场吗？这种各单位盍各言尔志然后全部上榜的策略，是合理的聚焦吗？还是只是摆平各单位，却导致资源稀薄化，以致于所有计划都动能不足的散弹政策呢？我们是否应以匈奴为师，全力聚焦在我们的弓与马，以开创我们自己的千年盛世呢？

台湾制造业的世纪性优势　就是文化！

我们的弓与马有怎样的世纪性优势呢？台湾制造业的本质是什么呢？其实台湾的制造业，已经不只是一个产业，也是一种生活型态，更不只是一种生活型态，还是一种文化；他的本质其实非常琐碎、非常细致，要很谨慎，而且要很耐烦；台湾制造业的产品质量是很好的，水平是一百万个打点不能超过一百个有质量问题，那几乎是等于零，那要多谨慎啊！也需要一个非常细致繁琐的过程，台湾制造身为世界第一是有道理的，不是随便做起来的，是非常细致，谨慎、耐烦，琐碎的多年累积内敛升华，加上至少两代人胼手胝足传承而形成。

制造的本质是一种文化，这世界第一的制造文化是不容易被取代的。汤恩比认为文明变迁有三个步骤，弱势文明碰到一个新的文明，首先会从器物模仿开始；器物模仿很容易，但很快就会失败，第二阶段是制度的模仿，比起器物模仿要难多了，第三个阶段是文化的改变，一个阶段比一个阶段难，文化改变是最困难的阶段，历史上许多变革最终只能停留在第二阶段，演出一场变味的制度，其文明精髓所在的文化底蕴则永远不可企及。

清朝末年西风东渐，朝野上下首先觉悟必须船坚炮利，认为只要有船有大炮有枪，我们就是强国了，于是花大钱在马尾建造船厂，并建立起一只北洋舰队，结果一夕之间就被打败了，发现船坚炮利根本不够，因此进入典章制度，所以有制宪维新，所以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通通出来了。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被逼下台，袁世凯就任大总统。两年后他不要共和，不要宪法，想当皇帝；当时全国人民都反对，只有美国宪法顾问古诺德(Frank Goodnow)写文章帮他讲话：「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制度」。古诺德教授认为，要实行民主制度，要有一些基本的民主素养、文化水平、教育程度；当时大家没有办法接受他的论调，以为有了宪法制度典章，就自然民主了。不过一一检验今日全球华人政权，一百年下来，大抵都还是走味的民主制度，当年古诺德教授说的并不完全没道理；文化要改变是很难的，而制造是一种文化，不是会生产这个、那个就能做制造；制造是一种生活型态，已经变成文化的一部份。

我们的制造业是怎么形成的呢？60年代，美国RCA、日本的公司到台湾设厂，过了差不多三十年，这些美国人、日本人就统统交给台湾人做！三十年不到的时间，就让台湾人承接制造的棒子。台湾人到大陆做制造，算一算也差不多三十年了，有没有转移给大陆了呢？很多学者说台湾的制造业跑到大陆去，马上要被大陆取代，制造王国已经变成大陆了；制造确实大多在大陆，但制造王国还是台湾，今天大陆工厂的总经理、副总、协理、处长到经理，几乎清一色还是台湾员工，我们不肯放弃，不像美国人这么大方慷慨，一路将这些功能放给台湾人做，台湾的企业到大陆并没有放掉这些功能，制造的运作确实在大陆，但制造业接单及管理还都是在台湾，并没有掏空台湾。

国际化！　「掠夺」是唯一思维　
　
要让台湾成为一个强权，就应该在制造这个基础上规划，将台湾的弓与马发展成独特的军团战术；台湾必须将制造覆盖面更加扩大，台湾已在大陆经营出一个区域性制造中心，但如要创造绝对压倒性的竞争力，最少还必须在东欧、印度及南美洲复制同样规模的区域性制造中心；台湾企业必须有能力到全球去做制造、去管理，创造一个台湾独有的全球供应链平台，台湾必须完全国际化，不应走味成两岸化，要完全国际化必须要有国际化人才。因此，首先，我们要让台湾社会国际化，要让国际人士在台湾容易生存，要让我们的英文环境建立得比较完备。让我们的环境适合国外人士居住，我们的英文环境足够吗？绝对不足。我举个例子，我住在新竹芎林，我一直都以为芎林的英文是Chiunglin，结果发现有些路标拼成Cyonlin，Chiunglin就是Chiunglin，Cyonlin就是Cyonlin，混乱的标示叫外国人如何认路呢？
台湾是狭小的海岛，要全球去管理做制造就必须要有一套针对此目标设立的人才养成策略；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制度，让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比如说东南亚、印尼、非洲赞比亚等等，这些国家总有一些聪明人，就让他们能够到台湾来；上帝是公平的，他撒下去聪明的基因，台湾有，非洲也有，只是他们没有很好的教育环境。

当年美国设了一个绿卡制度，建立了一个很好的环境，把许多人吸引到美国去，在那边贡献了几十年，让美国现在拥有很多的智能财产，我不敢说有绿卡代表有国际观，但今天我们要走向国际，首先就是要把台湾的环境变成非常国际化，吸引培养全球人才投入制造大业。当年美国锁定台湾的人才，提供奖学金，于是台湾的大学生整班都带到美国去了；一、二位没去的，后来就变成老板把那些人请回来打工，历史的演变是很吊诡的；但是美国就锁定这个人才，让你人才外流。我们今天没有能力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吸引美国人、比利时人…到台湾来；但是我们绝对有能力，一年花个二十、三十亿元，到刚果、埃塞俄比亚去办学校，到那边设立奖学金，提供绿卡居留权让他们到台湾，脱离困苦的环境；这些人，就让他们在台湾定居，到台湾来贡献；我们要锁定这样的人才库，因为，今天台湾的人才其实是不足的。
要让我们的制造变成核心竞争力，还有很多东西可想，例如，我们的教育制度必须改变，不要只是辩论课本里该有多少文言文多少白话文，有多少中国历史多少台湾历史，我们应该要加强欧洲历史、巴西历史、印度历史的份量；因为我们需要培养人才将来去逐鹿全球，不只是逐鹿中原！我们的制造要扩展到全球，竞争要扩展到全球，我们的人必须拥有全球格局；我们不能只是争论，是大陆的历史还是台湾的历史，我们应该增加更多的世界历史。很多人跟我一样，想到欧洲历史只想到这个表姐嫁给那个表哥，我们应该训练下一代人具备能力去了解这些全球事务，变成一个拥有全球格局的人。

我们还应该围绕著制造这个竞争力去规划教育人才，美国犹他州的摩门教为了要向全球传教，在杨百翰大学设立一个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语言教学中心，教一百多种语言，还设立一个制度要他们的年轻人两两成对到全球去传教去历练；我觉得现今的教育政策，不该去争议两岸不两岸，应开注重培养我们的人民有国际观，有国际格局，学习摩门教非常针对性的教育政策，培养我们的年轻人有流浪的勇气，流浪的本钱，我们要培养敢独立、敢接受挑战、敢面对孤独、敢面对陌生环境、敢流浪的新台湾人，把我们最具优势的制造文明带到全球去，我们要到全球去掠夺，我喜欢用「掠夺」这个字，我们要锁定第三世界的人才，不要锁定英美人才，他们是不容易管理的，欧美这边已经太慢，我们只要锁定他们的技术，到全球去买技术。
思考台湾问题的时候，应该勇敢的去想如何让台湾变成一个世界强权，要变成世界强权，对台湾而言最简短的路、最有机会的，就是从制造出发，虽然制造业属于大陆型经济型态，需要很大的腹地，需要非常多的人力，台湾是个海岛型国家，但因为历史的偶然，台湾今天站在全球制造第一的策略位置，然而往前看，我们还是要回到海岛型经济思维，回归到我们海岛型经济的独特性与局限性，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的经济政策，我们的教育政策，快步在各方面做改变，才有机会变成世界强权！(本文由苏元良执笔撰写，记者陈慧玲整理)
苏元良／曾任教于台湾大学、交通大学，后出任工研院电通所副所长，1998年投身台湾电子产业，实际参与大型代工制造公司之营运，现任华宇集团执行长。